专营灶煎时代属国家专营。汉代，盐业生产由国家垄断，各州府被判刑的罪人，
多流放到荒无人烟的海边服刑煎盐，定籍盐户。以后历代多效其法，既隶灶籍，父子
相承，世代相传，不得转营他业。灶户不堪疾苦，多有逃亡。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
山东盐运使甘一骥在《存恤灶丁议》中奏道：“灶丁逃亡倍累，年甚一年。国初，运
司灶籍册以户计者，为四万五千二百二十有六，而今，有丁不过二万。”由于灶丁逃
亡，影响到盐业生产，历代政府对此采取严厉措施。清雍正四年(1726年)九月，鉴于
灶户逃亡，灶地由民户佃租，雍正帝严令户部：“凡民人所有灶地，司后只许卖于灶
户，永远为业。如仍有转行典卖于民者，照盗卖官地律治罪。”对于灶户，“行十家
联保法，一家逃亡，九家联坐”。清乾隆五年(1740年)又行“五人互结法，一人犯罪，
四人同罪加刑，加之盐官”。同时，灶煎所需场地、燃料由国家拨给专门土地，营造
薪炭林。开煎、停煎时间也由国家统一规定，灶户不得私自开煎或停煎。
兼营滩晒取代灶煎， 开创了境内以农为主、 以盐为辅的兼营体制。清同治四年
(1865年)，涨开滩后，大泊子、东墩、姜家紧随其后。开滩者多为较富余的农户，
如成山卫康村袁子经， 原为清代刑房书吏， 见开滩有利可图，便于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请胶县人指导开滩，当年建成滩池4副。由于自发的生产，原盐产量过剩，
冲击市场。民国期间，政府严格限制晒期，每年准晒3个月，超过晒期轻则科以罚款，
重则没收滩池和工具，富户见利不大，将滩池所有权开始转移到贫苦农民手里，并产
生6种不同的经营模式： 自晒，自己开滩建池，自己从事生产；分晒，多因滩主从事
他业，由承晒人从事生产，产品分配按滩三劳七分成；伙晒，带有初级互助性质，由
盐田相连、滩池相等的户自愿结合，轮流赴滩操作，产品合一，平分收益；帮工，滩
池较多，盐户只能坚持日常操作，繁忙季节本村村民主动帮工，滩主酌情计酬；换工，
盐户与农户结成换工关系， 互相帮助，以工换工；出赁滩池，滩主收取租金。上述6
种经营模式一直持续到1953年。
集体专营滩晒取代灶煎是制盐业的重大变革，但个体兼营又阻碍了这种进步。为
扭转这种局面，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府就领导盐民组织互助组、合作社，
1954年又成立盐业初级合作社，但仍没有摆脱私有制的束缚。1956年随着农业合作化
的进程， 涨、大泊子、姜家盐场盐民成立了3处高级盐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盐业生
产合作社的建立，不仅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也标志着社会重新分工，由
盐农兼顾，走向盐农分离，各司其职，为以后盐业生产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此后，
虽然经过人民公社、社队联营、联产承包等形式，但那只是管理体制的改变，生产资
料所有制、社会分工并没有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