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区石窟寺早期的防护措施,见于东平县白佛山大佛窟窟口石砌堵墙，元
至元六年(1340年)建,下留高宽各1米的拱形小门。堵墙的功能,一为遮避风雨,二为
控制游人入窟。历城大佛寺、长清五峰山莲花洞窟口也用乱石砌成拱门,有明嘉靖、
天启和清光绪时的重修题记。
新中国建立后石窟寺的保护项目有：1983年，青州市博物馆聘请山西大同云岗
文物保护技术人员，对驼山石窟采用高分子化学调料粘合法修补，使石壁复原，不
留痕迹，解决了崩塌、渗漏和风化问题。1983～1987年，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对柳
埠千佛崖石窟风化剥蚀的石壁进行加固，各窟口安装铁栅栏。1980年，东平县文化
局组织维修白佛山石窟。1987年，莱州市博物馆修复了山东最大的道教石窟神仙洞。
山东地区的摩崖刻石，历史上自然破坏和人为破坏都很严重。民国年间，掖县
教育局为防止《郑文公下碑》过量的捶拓,曾派人管理，限制捶拓。除此之外，几
乎没有其他防护措施。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对各类摩崖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防护。1959、
1982年，泰山唐摩崖字口两次贴金,效果甚佳。1967年,在泰山经石峪筑拦水坝，
1982年筑四周石栏杆。1973年，邹县文物保管所增修铁山摩崖防护围墙,既可阻挡
山水冲刷，又能控制闲杂人出入。1984～1988年,莱州市人民政府新筑《郑文公下
碑》碑亭，《论经书诗》、《观海童诗》、《重登云峰山记》等也新建保护檐厦、
亭廊等。
山东地区秦汉魏晋碑刻遗存数量占全国首位，自宋代以来，地方官绅及文人雅
士就很重视碑刻收集与保护。秦琅琊刻石和泰山刻石都是在濒于毁灭时，经抢救而
保存下来的。琅琊刻石早年中偏左裂寸许,清嘉庆年间宫懋让熔铁束之。后铁箍锈
蚀,石复散佚。1921年，诸城县教育局派人赴琅琊台搜寻，于荆棘草莽中得零星断
石，运往城里。详绎其文，尚多残缺。翌年春，复访于琅琊台上下，又得数石,综
校前后所获,竟成完璧。遂令工粘合,嵌置教育局院内。“七·七”事变后，为防日
军劫掠，邑人又将刻石匿藏他处。泰山刻石迭遭残毁，清道光年间从山顶移至岱庙，
嵌于壁间，宣统二年筑亭保护。
汉魏碑刻，曲阜、济宁两地保存最多。曲阜孔庙收存的汉魏碑刻,一部分是清
初由孔林移入;一部分是阮元、黄易宦游山东时在曲阜一带访得；还有一部分未曾
入土，一直存于孔庙,如《礼器》、《史晨》、《孔羡》诸碑。济宁收存汉魏碑刻,
始于清乾隆年间,邑人李东琪雅好金石，与黄易、翁方纲等人将原有及新出碑刻集
中存于文庙明伦堂。黄易又将发掘的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就地建房保护，并委托
当地人看守。光绪六年(1880年),山阴人陈锦志见保护室“壁绽梁颓”，即集京钱
350缗,重建保护室。1929年，济宁文庙倾圮,县教育局局长王大恕等,又将碑刻移至
教育局,建房储之,名曰“小金石馆”。
山东各地零星出土的碑志、画像石，晚清时只有少数被收为官产，如《为父通
作封记》、《高庆碑》、《鞠彦云墓志》等，多数归私人收藏。民国时期，省立图
书馆及青州等少数县市文教部门有部分收集。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对散存的汉魏碑刻和汉画像石作了适当集中，并改善
了保护条件。原在汶上、东平、新泰的汉《衡方碑》、《张迁碑》和西晋《孙夫人
碑》移入泰安岱庙。原在兖州的《贾使君碑》和滞留北京大学的《北陛刻石》移入
曲阜孔庙。北魏《马鸣寺碑》,北齐《临淮王像碑》、《文殊般若碑》,隋《舍利塔
下铭》、《龙华寺碑》等由荒野或破旧文庙中移至当地县文化部门收藏。曲阜、邹
县、滕县、嘉祥等地尤注意对散存汉画像石的调查、征集，分别建汉画廊或陈列室。